
在经济进入深度转型期、周期性压力与结构性矛盾叠加的当下,就业成为衡量宏观政策成败的关键变量之一。稳岗与扩岗,不仅关乎企业自身的生存发展,更关系到居民收入、消费预期以及社会稳定。而“稳岗扩岗企业将获更多金融支持”这一导向,意味着金融资源的流向正在悄然调整——从单一追逐规模和利润,逐步转向服务实体经济质量和就业韧性。这既是政策取向的主动选择,也是金融体系适应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必然结果。
要理解“稳岗扩岗企业将获更多金融支持”,首先要把握“稳岗”“扩岗”的现实含义。所谓稳岗,并非简单维持现有员工数量,而是通过优化生产组织、改善劳动条件、加强技能培训等方式,提升岗位的持续性和抗风险能力;而扩岗,则强调在经济增速放缓、结构调整加剧的背景下,仍然通过技术升级、业务拓展、产业延链等途径,主动创造新的就业岗位。从宏观层面看,目前不少行业都面临成本上升、需求波动、技术更迭加快等挑战,传统粗放式扩张难以为继,一些企业通过裁员、缩减用工来应对压力,导致就业承压隐忧加大。政策将金融资源更多引导到重视就业质量、愿意承担社会责任的稳岗扩岗企业,无疑是在用“金融之手”来稳定“就业基本盘”。
金融机构过去偏好大企业、强担保、重资产项目,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中小企业、劳动密集型企业在就业中的基础性作用。如今,监管和政策导向逐步要求银行、信托、基金等金融主体,将“稳岗扩岗能力”纳入综合评价维度,如在授信审批中增加就业贡献度指标、在内部考核中设立“稳岗贷款”“扩岗专项融资”权重。从本质上看,这是金融逻辑从单一追求风险可控和收益最大化,向“风险可控+就业友好+发展可持续”多目标平衡的转变。那些能够在数字化转型中带动新职业成长、在本地产业链中吸纳大量员工的企业,其综合价值将从“单一财务报表”延伸到“社会效益+长期成长性”,从而更容易获得信贷额度、利率优惠和配套金融服务。

围绕“稳岗扩岗企业将获更多金融支持”,政策层面正在运用多层次工具进行精准滴灌。一方面,利用再贷款、再贴现、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,引导金融机构对吸纳高校毕业生、农民工和困难群体就业的企业给予优惠利率;通过设立专项基金、创业投资引导基金、地方产业引导母基金等形式,对科技创新型、服务业、现代制造业等重点领域的扩岗项目给予股权或准股权支持。税费减免与金融支持形成政策组合拳,如对稳定就业的企业减免社保缓缴滞纳金、对新增岗位多且稳定的企业给予贷款贴息。这种多维度协同,使“金融支持”不再是孤立的单一工具,而是与产业政策、就业政策、财政政策相互嵌套、形成合力。
在就业结构中,中小微企业贡献了大量岗位,却长期面临融资难、融资贵的现实困境。将更多金融资源导向这类企业,有助于放大“每一元资金带来的就业弹性”。例如,一家拥有200名员工的零部件加工企业,通过获得一笔周期更长、利率更优惠的流动资金贷款,能够在原本可能缩减产能的时候选择维持生产,甚至通过扩充产线新增几十个技术工人岗位。这类企业的边际资金回报率在就业上的乘数效应尤其突出。推动银行完善小微企业信用评价体系、加强供应链金融、扩大信用贷款占比、减少不必要的抵押担保要求,不仅是金融体系的业务创新,更是稳岗扩岗政策落地的关键环节。结合数字化风控手段,将企业订单、纳税记录、工资支付流水等数据纳入综合评估,可以有效缓解“信息不对称”带来的风险顾虑,让信用真正成为“无形抵押品”。

以某地一家中型智能装备制造企业为例,该企业近几年在订单波动和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双重压力下,曾考虑通过裁员和外包来降低成本。但随着当地政府出台稳岗扩岗激励政策,这家企业被纳入“重点稳岗名单”,不仅享受了阶段性社保减负,还获得了地方银行提供的“稳岗专项授信”。银行在综合评估时,不仅关注其资产负债率与现金流状况,更将其在本地产业链中的带动效应、员工稳定率、技术人才培养计划纳入量化评价指标。最终,该企业取得了一笔中长期优惠贷款,并配套了设备更新融资方案,得以推动生产线自动化升级,将部分简单工序转型为高附加值工位。结果是生产效率提升的并未减少岗位数量,反而通过新增工艺研发和数字运维岗位实现了“结构性扩岗”。这一案例说明,当金融支持与产业升级、人才培养有机结合时,稳岗与扩岗并非彼此对立,而是可以通过技术进步实现“质与量”的统一。
要让“稳岗扩岗企业将获更多金融支持”真正落地,金融机构和企业双方都需要转变观念。对银行而言,不能将企业用工规模视为“成本压力”,而应当将其理解为“社会信用”与“长期价值”的一部分。对那些在经济下行期仍坚持不随意裁员、保持员工培训投入的企业,银行应给予更高的信用权重和更长期的合作规划。对企业而言,也应增强信息披露和治理透明度,在申请金融支持时,用清晰的数据说明新增岗位数量、岗位质量改善、员工收入变化等情况,通过可量化的“就业绩效”赢得金融机构信任。只有当银行与企业形成“就业共同体”意识,金融资金的流动才不再只是财务数字的变化,而是变成对区域发展、社会稳定的联动支持。
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,稳岗扩岗的内涵也在发生变化。一方面,新业态、新职业不断涌现,远程办公、灵活用工、平台经济使得传统意义上的“岗位”形态更加多元;算法驱动的效率提升可能替代部分重复性岗位。金融支持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更具前瞻性。例如,对数字平台企业的金融服务不仅要评估其盈利模式,还要关注其对灵活就业人员的保障机制,如是否提供基本社保接入、职业培训、风险保障工具等。针对“新就业形态”设计专项信贷和保险产品,既可以提升平台企业的合规与社会责任水平,又能通过金融创新,对新职业群体形成间接的稳岗保护。对于传统企业数字化升级带来的岗位重构,金融机构可以将“转岗培训计划”“数字技能培养方案”纳入投融资项目评审要素,鼓励企业在技术替代过程中同步增加对员工技能再造的投入,用“技能扩容”对冲“岗位替代”。
必须看到,“稳岗扩岗企业将获更多金融支持”并不意味着风险容忍无限上升。相反,这要求金融机构在支持就业的持续强化风险管理能力,防止以稳岗之名造成资金错配和信用积累。一方面,可以通过政策性金融、担保机构、风险补偿基金等方式,为商业银行释放部分风险压力,使其有动力加大对稳岗扩岗企业的中长期融资支持;对“假扩岗”“短期冲规模”等行为,需要通过审计、数据交叉验证和动态跟踪机制予以及时识别和纠偏。只有在“真实就业贡献”与“可持续经营能力”同时具备的前提下,金融支持才具有可持续性。这也是未来制度设计需要着力完善的方向——既要让稳岗扩岗企业感到资金“可得、可用、可负担”,又要确保金融体系整体稳健、安全。
从更长远的视角看,将更多金融资源倾斜给稳岗扩岗企业,是推动高质量发展落地的关键抓手。一方面,就业稳定意味着居民收入预期更加平稳,消费意愿更强,有利于形成内需扩大的良性循环;那些能够在技术进步中不断创造新岗位的企业,往往也是创新能力和治理水平较高的企业,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重要牵引作用。当金融体系把“就业友好度”视为识别优质企业的重要标志之一,资金将更大概率流向那些真正具备长期竞争力和社会责任感的主体,从而在无形中完成了一次资源配置逻辑的升级。可以预见,未来围绕稳岗扩岗的金融政策,将从阶段性支持走向制度化、常态化,成为评价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一项关键指标,并在更大范围、更深层次上影响企业发展路径与劳动市场结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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